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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，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。他微微地笑着，他稳重像一座山一样，他是这么可靠，任何女人看了他，都想：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。同学说：“你看，那是你的纳梵先生。”我笑一笑。他们的意思是，那是你心爱的教授。我们这间学校小，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，不超过一千，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，这是小大学的好处，那么每个教授都认识我。他们问我：“你去年回家了吗？”又问，“今年回不回去？”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，动不动就大惊失色，信以为真，他们倒是很欣赏这种天真，我自己真懊恼这种迟钝，直到今年，那种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点，然而还是惹笑。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。他们要找我，就到图书馆，我好歹坐在那里，无论看什么书都好，我都坐在那里。去年学生罢课，只有我一个人上学。老师看见我，心花怒放。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。高克先生来了，看见我，趋向前来，握着手，眉开眼笑：“啊，乔，你多么乖，坐在暖气边，在温习吗，不冷吗？”我笑。发神经了，他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？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，匪夷所思。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，或是印讲义，他总是忙的，我在一层层书架子后面看着他。心里面很定，纵使有什么事，大概可以找他帮忙。他去年一直说：“你知道我在哪里，有难题请来找我。”他不叫我“乔”，不叫我的名字。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。他也不点名，不过凡是他的课，讲室总是客满的，他不把我们当孩子。新近规定，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，不准参加考试。他不管，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，点名没有用，点得再凶，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。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。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，老是侧着脸，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，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。读大学的时候，他玩美式足球，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，昏在草地上，进了医院，出来的时候，一只耳朵就聋了。罗莲叹道：“真了不起，连缺憾美都有了。”我却听得津津有味，他毕业于诺丁咸大学，罗宾汉出没的地方。虽然也是科学家，他没有那种MIT，CIT的高深莫测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，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，我喜欢他。罗莲念到最后一年，笑话自然更多。她对我说：“你晓得考莱小姐？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课，但是大家礼拜三玩得七荤八素，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？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，她等了一刻钟，不见第五个人影，冲下去报告校长，哪晓得一走，就又来了六个，气得她什么似的！哈哈哈。”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，这真有点残忍。据罗莲说，在外国生活，不残忍是不行的。我倒不觉得，至少我没有那样，我也活得很好。罗莲说：“你是例外，你一皱眉，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”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，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，哭得不亦乐乎，今年挤来挤去，挤不出什么眼泪来，天大的事，推在明天再说，功课再多，一样样慢慢做还是可以的，只是实在多了，做起来未免辛苦，周末非但没有休息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忙，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，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，不敢贪睡，那种熬法也不用说了，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，说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。有时候问罗莲：“你猜升了第三年，我吃得消吗？这么多的功课。”“人家是人，你也是人，”她说，“怎么做不了？最多他们花一小时，我们花两个钟头也就是了，一般是老师教出来的。”她这个人信心真足，走步路都好起劲啊，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，我走路始终无声无息，脚步好轻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习惯。过了圣诞，纳梵先生终于出现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读理科的人总比较讲道理，我老有一种感觉，文科是不能读的，越读越不通，越读越小气，好的没学，坏的都齐了，结果变成自高自大、极端自私的一个人。我们还没有念完书，不能算数，但是看看那些学成的人，也就有点分数。亦不能读艺术，学艺术的人都有一种毛病，不管阿狗阿猫先以艺术家姿态出现，结果大部分做了现世的活招牌。当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个个像纳梵先生，他是例外中的例外。念了文学艺术，也不见得人人差劲，不过我们运气好，巧巧碰到一个好老师。一星期有他两节课，每节只一小时，一共上十一个星期，他常常迟到十分钟，方便大家去喝杯茶，大家感激他。上课时草草在黑板上描几幅图，简单地解释几句，就很明白——如果我明白，谁都明白，谁还比我更钝呢？怕没有了。有时候不明白，我举手发问。同学都笑我，说我这么大了，还像小学生，次次发问都举手，我一举手，他们就嚷：“乔陈又要告状了！”纳梵先生微笑说：“不必举手。”我涨红着脸分辩：“如果不举手，不给老师准备，就插嘴，那有什么好？”纳梵先生还没答，众同学又笑说：“好啦好啦！教授变了老师，大学变了书馆，咱们都成了小孩，也不必投票选举，回家干脆抱着叫mama？”他们只是开玩笑，我知道我很规矩，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，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？一时改不过来。我涨红了脸，讪讪的过了好几堂课。有一天在图书馆，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，我称呼他一声：“纳梵先生。”他站住，微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没事啊，我叫你一声。”他诧异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我答：“理应如此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？”“他们？完全是‘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’的，但凡课文说得明白，已算尽责了。”我说：“阶级分得好明白，否则，学生恐怕倒霉，这是中学，大学不得而知，看来也绝不民主。”“你觉得哪种制度好？”他极有兴趣。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老实地说，“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，我觉得。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